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。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。他不肯。他说他精神很好，而且此日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，他不去，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，会更加看轻他。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。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。母亲上街去买菜，他同她一块儿出去。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。
他们走出大门，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，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。两个人走了一段路，快要分手了，母亲忽然嗓音颤抖地唤着他说：《宣，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！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。》
他皱了皱眉，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：《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？你还不是一样吃苦？》
《可是她，她过得快活啊，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，象去吃喜酒一样，》她忍不住爆发地说。
他低下头不出声。
《宣，我给你说，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，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，》她又说。
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：《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。》
《你们那种结婚算啥结婚呢！》母亲轻蔑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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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，心里不高兴，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。
母亲也不再说啥，他们分道走了。
他到了企业。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。《你怎样不多休息一天？今天又来得这样早！》钟老说，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。
《我没有啥病，我很好，》他笑答道。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，那个老人在可怜他，可是他并不觉着受侮辱。他说了两句闲话，便走上楼去。
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。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，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。他没有权修改它们，他必须逐字校读。他坐下只不过一点多钟，就觉得背上发冷，头发烧。他不去管它。《就为了几个金钱啊！》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。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。
他并不想吃啥，可是他对自己说：《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，我没有生病啊。》他便走下楼去，在饭桌旁入座，他果真吃完了一碗饭。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，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。放下碗，他立在门前看街景，站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毫无趣味，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。
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，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。工友送了一封信来。他看信封上的字，便明白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。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，略微吐了一口气。他把信拆开了：
……先生说：物价高涨，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、伙食费都不够。每个人还当补缴三千二百元，说是多了以后还行退回来。许多同学都缴了。我知道爸爸很苦，没有多的钱，不敢向爸爸要。只不过先生又来催了，催得很厉害，说是不缴钱，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。我只好向爸爸、妈妈要求。请爸爸、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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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。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。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，还要补缴，哪里来的金钱！》他低声抱怨道。没有人注意他。
《学堂又不是商店，只晓得要金钱怎样成！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，因此有这种结果！》他震怒地小声骂道。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，不回答他。
《找树生商量，看她有没有办法，》他想道；《那么现在去。》
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《现在不好，还是夜里罢，》他又想道，《她或许不在行里，我也累，不想多动。》
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，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。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。
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，他不明白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。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。他疲乏极了。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。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。他很想闭上双眸，忘掉这一切，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。只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（他这样觉得），使他不敢偷懒片刻。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。
《天啊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！我啥都忍受！啥人都欺负我！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？就为了那一点金钱，我竟然堕落到此物地步！》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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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没有用，这种抗议他业已发过千百回了。只是谁也没有听见，谁也不明白他起过不平的念头。当面也好，背后也好，大家喜欢称他做《老好人》，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。好几年都是这样。
《就是最近几年的事。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以前，我和树生，和我母亲，和小宣，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。完了，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，给生活，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，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。》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，他的思想却在另某个地方。
《我这是什么思想！我怎样改变到这个地步！贪生怕死，只顾自己！》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止不住要想：《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，我当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。只是日本人业已深入广西……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——》
他不敢再往下想。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。他头痛得厉害。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，他还在发烧。发烧，没有关系，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，他业已习惯了。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。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。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。《怎样会要这样欺负我？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，我哪一点不及你们！》他曾经这样想过。只是他动身离开此物吃饭地方，又到哪里去呢？他在此物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，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。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、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。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业已到别的省份去了，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。
《为了生活，我只有忍受，》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，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。
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。他停止办公，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，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。周主任是广东人，因此同事们此日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。他到那里的时候，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，还没有入座，说是在等候总经理。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。只有两个人不讲话。他自然是其中的某个。他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缩在一把椅子上，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，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。
等了半点多钟，总经理坐着座驾来了。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。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**地走进来，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，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。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：《抱歉，我来迟了。》
《不迟，不迟！我们也是才来！》许多声音一齐说。他没有作声，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，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，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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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好了两桌酒席。就座的时候，大家客气地让坐，他默默地远远站着，那好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。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，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。
别人喝酒吃菜，兴致甚是好。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。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，就只有他某个人不曾去。除了钟老，谁都不理他，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。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，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。此物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，尤其是在此物时候，他多么需要寂静。他们并不需要他，他也不需要他们。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。可是他却把参加此物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。他自动地来了，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。他想走开，只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。
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。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，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。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，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，免得警察来打麻烦。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。没有人向他劝酒，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。他知道自己酒量差，他想喝醉，想使脑筋糊涂，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极为清醒。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，接连讲着若干不合身份的话。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，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。
他走出菜馆，到了冷静的街上，觉着有点冷，但是呼吸舒畅多了。他大步走着。
他急急地走到了家，欣慰地对自己说：《我还以为此日会生病，现在倒没有事了。》他上了楼。他的房门微微开着，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，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。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。
《你回来了？》母亲追问道，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。
《是，妈，》他答。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。
《你此日没有不舒服罢。我倒担心了一天，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，》母亲说，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，又把眼镜取下来，揉了揉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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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很好。妈，你不休息一下？晚上还要做东西？》他说。
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她拿起刚才放在台面上的东西给他看：《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。此日理箱子，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。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，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。》
《妈，你也不能太累啊。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，》他触动地说；《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，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。》
《买新的？你那好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？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。你脾气也太好了。要是没有我累着你，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。你从不不由得想到你自己。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，看起来见过象过了四十岁的人，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，》母亲说着，眼圈也红了。
《妈，你不要老想这些事，在此物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，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，》他叹了一口气说。《她没有回来过？》他忽然问一句。
《她，你说树生吗？她回来过，又出去了，说是行里有啥事，十点钟一定赶了回来，》母亲答道。只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：《你看，就是她一个人舒服。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。一天就在外面交际。》她忽然望着他，关心地说：《你今天又吃了酒了，吃得不多罢？你身体差，不宜多吃酒啊。》
《我喝得不多，》他答，又叹了一口气。他觉得不舒服极了，头晕，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。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，刚走一步，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，仿佛要倒下去似的。他连忙站定，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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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你怎样啦？》母亲惊追问道，便起身来。
《我喝了两杯酒，》他勉强笑了笑。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。他摇着头让开身子，接连说：《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没有醉。》
《那么你早点睡罢，》母亲说。
《不，我不想睡，我要等她回来。》他说着，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入座了。
《你要等她？你晓得她啥时候回来？》
《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？》他反问道。
《她的话相信不得。你还是睡罢。》
《好，我睡，我先躺一会儿也好，》他说着就起身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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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——当，——当——当，当——当。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。
《警报罗。妈，你躲一下罢，我此日不想走，》他说，走到床前，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《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还是躺一下罢，横顺还没有放‘空袭’，》母亲镇静地说。
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寂静，现在骤然活动起来了。到处都是人声，脚步声，还有关门的声音。街上有人在跑，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，在讲话。
《××，你不走啊？》隔壁有人在大声问。
《我不走，敌机不会来，何必多此一举，》另一个人答道。
《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，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，至少可以扰乱人心。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，前一天贵阳炸得厉害，连报上都不敢登。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。》
《那么出去走走也好，我们就一路走。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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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。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，只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。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。
《妈，你还是走罢，》他恳求道。
《不要紧，现在才是预行，》母亲渐渐地地回答。
过了几分钟，空袭警报的汽笛声骤然尖锐地响起来。
《妈，走得了，》他催促道。
《我等到放‘紧急’再走，》母亲答，她仍旧寂静地坐着。
《我看还是早点走好，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，》他有点着急地说。母亲不曾回答。他忽然起身来，又说：《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。》
《敌机不见得会来，走一趟太吃力，我看还是等到放‘紧急’再走好，》母亲固执地说。他不作声了。母亲又说：《就是炸死了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们象这样过日子，还不如炸死好。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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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妈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们没有抢过人，偷过人，害过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？》他悲愤地说，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门推开了，某个女人步入来。《你们还没有走！》树生惊喜地说。
《你不去躲警报，怎样还跑赶了回来？》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。
《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。我不知道啥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，刚才发觉了，特地赶赶了回来送给你，》她含笑说道，一面打开手提包，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。
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，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。他说：《其实我还没有不由得想到防空证上面去。要是不发紧急警报，我们就不躲了。》
《现在走罢，》树生含笑地催他；《早点进防空洞好些，》她又望着母亲说。
《我不走，我不信就会炸死，》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。
树生碰了钉子，怔了一下，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：《你呢，你也不怕死吗？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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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很累，我不想走，》他疲倦地答。
《那么我某个人走了，》她仍然装出笑脸说，便掉转了身子。
窗外的天色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。
《树生，》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。
她回转头来。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，一面说：《小宣来的信，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金钱。你看罢。》
她走回来，接过信封，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。她用轻快的嗓音说：《好的，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。》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，又往外面走。
《你不为难吗？》他问了一句。
《不要紧，我行向行里借。我总比你有办法，》她不在乎地答道，接着又问他一次：《你不去躲吗？》她看见他在迟疑，就某个人匆匆地离开了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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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你看，她好神气，也是你才受得了！》母亲气愤地说。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。
《只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。不是靠她，小宣早就停学了。我此物爸爸真不中用，》他叹息地说。
《要是我，我宁肯让小宣停学，》母亲咬着牙说。
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，他用力咳嗽，想把痰咳出来。
《我给你倒杯开水，你忍住一下，》母亲说。等到她把开水端来，他已经把痰吐在地板上了，不仅地上，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。他看见痰里的血丝，心中一冷，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，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。
《好罗，咳出来就好了，》母亲安慰他说，一面把杯子递给他。
他接过杯子，大口地喝了几口，然后勉强装出笑容，回答：《是，我现在好多了。》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，又说：《我累得很，我想睡一会儿。》
《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。万一放‘紧急’，跑起来也方便些，》母亲叮嘱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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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含糊地答应着，业已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。就在这一刻，他的精神和体力好像一切崩溃了。在昏迷中他觉着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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